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及前沿热点

西沐 朱博文

摘要：从1979年我国现代文化市场兴起以来，我国现代文化产业呈现出市场化、产业化、特色化、生态化与数态化的发展进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以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为根本宗旨；实现化资源化、系统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化）作为发展的逻辑主线；将推动文化产业同金融、科技、消费与数字技术领域的融合视为产业发展的战略取向；实现资源共生与国家战略举措和市场机制、互联网机制相融合；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目标、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标；积极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其中在完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文化资产的形成与发展、文化+数字场景建构、数字文化及其产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在实践过程中，由概念态、市场形态、产业业态到产业生态不断深化。其实，每一步都是认知不断突破的结果。从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以演唱流行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开启了文化市场的大幕，昭示着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并行不悖。1990 年中国政府首次开始使用“文化市场”的概念思想，并在 1991 年开始设计制定系统的“文化经济”政策。至此，人们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认识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为阶级政治斗争服务”，逐渐过渡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层面。行至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迎来深化与创新改革重要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重申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制度改革”，着重论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1]文化产业发展要开始统筹与社会各部门的内在逻辑关系。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便进入资源活化阶段。发展至今，我国文化的市场化道路已有四十多年的实践经历。

当前，文化产业不仅是国家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形态，而且越来越成为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大的基础性支撑，并不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在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了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与文化的传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及相关企业营业收入已达12.18万亿，同比增长0.9%，约占当年GDP的十分之一,已然成为一国综合国力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

基于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当今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政策趋势。二十大报告擘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提供根本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担负着重要使命，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要实现体系化的进步，既有内容的现代化，也包括表达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的现代化和文化治理的现代化。[2]在该背景下，为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变化新要求相适应，洞察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势，明确发展方向，摸准痛点，抓住发展机会，就需要系统梳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并找准其前沿热点。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四大战略取向

文化产业是一个复合词，由“文化”和“产业”两个词组成。“文化”与“产业”原本是两个关联度不高的领域，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却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产业属于社会文化中的经营性文化部分，是文化的经济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产业性质主要指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这些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特性，从事文化生产、流通的主体可以通过资本或劳动的投入获得利润。所以，文化产业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其产业性质体现为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3]因此，文化产业具备企业化经营方式、产业化行为、文化价值的市场转换性和高技术与高智力含量等特点。遵循文化产业的概念特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一开始提及的是文化与金融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后来又加入文化与消费融合，特别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学者武金爽在《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研究热点及趋势》中通过文献计量法分析2000年至2020年国内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领域的研究热点也进一步证实文化产业与金融、科技、消费等领域的融合是当前文化产业战略发展话题中最为热议的三个领域。[4]

（一）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

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的超高速增长使得消费结构进入一个快速转型阶段，前期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和产品的大量积压。面对国内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2010年4月8日，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5]由此表明：发展文化金融是中国面对新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资源特质的金融服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文化金融是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及其资源价值发现水平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围绕文化及其资源价值发现这个核心，运用价值管理的基本手段，建构文化及其资源活化机制，可以说是当代文化金融的根本。

文化金融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而是指在文化资源资产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架构体系、金融化过程与运作体系、以文化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产业形态体系及服务与支撑体系形成的系统活动过程的总和。[6]文化金融及其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形式，其主要特征或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源的非标准特性、复用性、消费过程的增值性、价值的复合性、环境友好性等，是文化金融区别于其他金融形式的根本原因。第二，价值链条的独特性特质，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资源的系统化 商品化 资产化 金融化 证券化（大众化）这一价值传递链条。第三，成长机制特质，取决于需求的规模与业态成长规律，特别是需求的个性、多样性与业态的大众化、规模化要求对成长机制的内在要求。第四，动力机制的高端性特质，文化金融产业可以说是产业之上的产业，其动力机制的形成是一个文化、金融与产业动力机制整合的过程。第五，业态聚合力特质，表现在业态的复杂性与融合能力强，新业态需要在产业体系中生长，以及高度依赖产业支持体系。第六，文化金融的创新对政策的敏感与依赖性较强的特质。第七，资源的流转及金融化对平台化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的特质。

分析文化金融的发展必须放在文化产业发展这个基本的架构中来进行，这个基本架构就是围绕一个核心、沿着两条战略路径、实现一个基本融合、达成一个基本目标。即：围绕发掘文化最终消费这一核心，沿着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金融融合的战略路径，强调国家战略举措与政策同市场机制的作用相融合，达成满足社会多样化、多层次、多目标的文化消费需求的目标。其中核心是建立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要重视文化产业要素市场的建立，文化资源价值平台的构建以及文化金融产业链条的培育与建设。因此，文化金融的战略地位之所以被凸显，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文化金融担负着文化资源系统化、文化资源资产化、文化资源金融化与证券化这一基本路径的构建与实现，更是不断推动文化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的重要推手，也是文化价值发现与实现平台构建的主体性力量。

（二）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

金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拉动力，那么科技便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文化与科技融合也不断催生文化金融业态的发展，这是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战略生态。

文化与科技融合问题是在2011年后开始逐步受到广泛关注。当前对于文化科技融合内涵的理解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化科技化”，即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内涵是文化产业依托高科技产业的技术手段以提升文化产业的服务水平，[7]也就是说以文化为核心，运用科学技术来展示和创新文化的内容、表现形式、服务方式以及提升文化体验档次，从而创造更大价值。[8]第二类是“科技文化化”，文化科技融合的本质是高新科学技术向文化领域的选择性切入。[9]第三类是强调文化与科技的相互作用，文化与科技的本体形态相融合，两者交叉、渗透、重组并最终融为一体，从而更新了文化的技术形态，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10]

文化科技融合在本质上就是要加强科技成果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从以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践见出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一种强关联，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将会极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总体而言，我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战略为“一体两翼”的融合体系，“一体”为文化科技融合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两翼”为推进文化科技融合所需的基础支撑体系和创新体系。[11]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模式主要分为文化与科技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实践中融合主体参与程度两方面，并诞生四大发展趋势：一是万物互联打破行业壁垒，跨界融合持续深化；二是文化资源开放共享，数字化、社会化成为主流；三是VR、AR等技术推动临场体验沉浸化、交互化；四是创意设计掀起设计浪潮，颠覆文化消费方式。

科技创新，在给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竞争格局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而带来文化的创新。文化发展又深刻影响着科技的发展及其传播应用。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提升，科技难以获得发展的土壤和应用的空间。因此，在文化科技融合过程中，科技起着支撑和驱动作用，文化则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二者间具有双向融合的互动关系。

（三）文化产业与消费融合

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优化，人们更加重视消费品质，社会开始进入消费升级时代。伴随文化创意驱动，文化创意产业与消费升级结合将更加紧密，而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已成必然趋势。文化创意产业拓宽消费空间，而消费升级则加速文化创意产业跨界融合，基于消费升级的消费结构变化，创意创新将成为生产要素，主导文化创意产品跨界融合，带来的延伸价值正在催化出新兴产业，并且在表现形态上造就新型商业模式。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与消费领域融合就成为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趋势之一。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具有共同的属性，此后文化产业与旅游融合就成为文化产业与消费融合重大关注的领域。近来，文旅部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都是这一维度的一个延伸。文化产业与旅游融合能够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整合旅游文化资源、提升文化消费水平、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二者的融合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可见，除金融与科技之外，市场机制也是文化资源活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其路径就是依靠产业与市场为活化提供一种体验消费化场景。以往的文化艺术消费品，大多采用硬广告宣传、教育等灌输方式进行传播。随着新科技迭代的不断加快，传统零售供给端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化，场景化、社群化已成为新趋势，释放出消费者对多样态、多层次、个性化的文化艺术消费需求，该种消费模式更注重亲身体验，尤其是沉浸式消费体验，深度体验与文化消费结合成为当下文化认知的重要路径。基于沉浸式体验的文化消费创新已使传统消费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为传统文化创新传播提供更多认知可能，因而具有唯一性、当下性和不可复制性，为满足个性化文化艺术消费需求，媒介间不断走向融合与泛化，不仅促进文化传播的场景化发展，也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时尚化建构新的平台。作为一种新的消费形态，科技化场景尤其是数字化场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利用市场机制、产业机制进行文化建设、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力度。

（四）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

随着数字技术外溢效益扩大，数字技术与经济结合迸发出超常规的经济能量，另外，随着场景体验消费成为当前市场消费潮流，也迫使生产销售者必须要借助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沉浸体验式服务。所以，文化产业与数字化的融合既属于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范畴，又是顺应当前消费趋势发展的结果。

数字化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它促进了主体的开放性、连通性与参与性，实现了数据的要素化，推动了以数字资产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架构与体系，最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手段的改变，更新了原来的固有逻辑，形成了新的数字经济形态的趋势和发展要点。以数字化为底层逻辑形成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而形成了底层技术系统，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分析、集存、利用、场景等问题，将数据要素在生产各个环节利用更为高效全面，实现数字化逻辑的全方位应用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大众化。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主要内容，数字化的稳步发展，集中表现为数字经济范式的创新体系变革。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体系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影响，即对传统产业组织、生产、交易的影响。

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最基本的手段是创新，创新过程中伴随着业态快速迭代，原有边界消失。主要体现在产业融合、科技融合与跨界融合。文化资源具有易关联性的天然优势，在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发展的探索过程中，文化与科技融合，特别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应用技术进行资源、市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发展的战略走势。当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又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业态及自身新形态生发进行融合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受数字经济催化，消费者释放出愈亦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打造一种基于数字化场景建构基础上的全新文化消费场景推动融合体验是文化数字化更高层面的发展要求。

文化产业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使得文化治理方式发生变革。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治理更多是依靠监管管制，而非靠治理机制本身的创新与建构。在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发展过程中，要探讨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与形式。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得以构建，一个“平台+生态”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逐渐形成，海量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发展，跨行业、跨地域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在线上被放大，新老问题交织汇聚，仅依靠政府监管难以应对。这意味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已成为文化及其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治理模式创新的新方向。

数字化与数智化是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深化发展的两个不同的进程。而这个不同进程的重要分水岭，是基础设施迭代与完善发展的结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转换：一是基座技术由“区块链+NFT”——“元宇宙+AICG”；二是“场景”——“场镜”；三是“资产虚拟”——“形态虚拟”；四是“以人为中心”——“以数字人为中心”。从上述四方面的转变可以见出数智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智能化的过程。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阶段糖心vlog入口

文化产业不仅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拉动对外文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业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文化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大体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经历以下几个基本阶段。

（一）文化市场的兴起

市场形态的兴起阶段。1978年12月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文化事业而言，主要是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从文化体制而言，拨乱反正主要是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体制上去。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到“文化产业”是有禁区的，我国第一个文化产业的机构产生于广州东方大酒店旁的一个音乐茶座，其产生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此后，由需求牵引的文化市场逐渐开启了发展的步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渐得以显现，娱乐舞厅、歌厅等文娱消费场所大规模出现，我国开始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和形态的文化市场。内地音像业逐步兴起，带动了演艺业和卡带复制业的迅速发展。70年代末，中国文化产业复苏最为壮观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电影的井喷，达到了人均每看电影20市场的惊人纪录，[12]文化市场开始初具规模并展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同时，1980 年开始，中国先后推进了文化管理机构合并，事业单位企业化等体制改革措施，过去“大包大揽”的文化建设管理方式得到逐步纠正，在文艺院团、新闻出版等诸多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便开始建立。文化市场的兴起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二）文化市场样态的聚集

市场样态的聚集阶段。市场样态的聚集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必然行为。例如过去的画廊一条街、古玩城等等，都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市场样态的聚集。

1990 年中国政府首次开始使用“文化市场”的概念思想，并在 1991 年开始设计制定系统的“文化经济”政策。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民营资本的介入，使得文化企业由原来的单纯国营、集体所有制发展为国有、国有控股、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被渐次唤醒，文化需求的持续增长又对文化艺术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此影响，卡拉OK、酒吧、演艺厅、保龄球、司诺克、网吧等成为都市夜生活的几大支柱。同时，图书发行领域也逐步突破新华书店的单一渠道，长期在地下的“二渠道”逐步现身，一些新的民营书屋如席殊书屋，通过连锁经营建立起自身的品牌。在艺术市场领域，随着佳士得等国外艺术排名活动对中国的渗透，中国本土艺术品拍卖公司开始建立，并很快主导了大陆艺术市场，一些非文化类机构也开始涉足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参与主体增多使得相同的市场样态发生集聚，逐渐形成涵盖多门类、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中国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实现集群化、规模化与标准化。

（三）文化产业兴起与聚集

产业要素的集聚阶段。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要把文化资源产业化，即围绕文化资源进行产品与服务开发，并形成一条完成的产业链体系，将文化产业资源更多交给市场进行配置。所以说，面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提高效力，如何降低产业成本等问题，产业的聚集就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2年文化卫生事业作为产业类型纳入第三产业重点发展规划，“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开始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所使用。为了落实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1996年中国进一步在相关文件中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目标与指导方针，而吸纳社会组织、群众与市场企业协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成为重中之重。民间、外资、财政等多方资金来源对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刺激产业集聚。例如，1999年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成立，西安市区江新区为国家文化部授予的第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重要的是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涵盖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体系，对此后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四）特色文化产业与聚集

区域优势资源的聚集阶段。随着文化产业的聚集，竞争趋同化问题日渐显现。究其原因在于各地区都在力争发展壮大，但是却没有根据区域资源的禀赋、依托本区域资源的特色来推动产业的发展。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我国的文化管理部门，都提出要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很多地区开始基于本区域资源的禀赋和特色来壮大发展自身的文化产业，向特色文化产业转变。

特色文化产业的兴起是由于各地区将文化资源开发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本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非遗的产业开发，是文化资源、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制度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5年3月，中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其附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工作评定暂行办法》，对非遗做了明确定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由此便生发除许多新的文化业态，并引发产业聚集。同时，非遗保护传承理念更新也为非遗在新时期向产业深度共融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非遗与旅游、互联网、金融、教育、科技等产业的融合成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取向。

（五）文化产业生态的出现

平台+生态的发展阶段。随着特色文化产业的推进，人们发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非常好的盈利模式，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仅仅依靠政府去发展、去建设，产业的基础和机制发挥的效力很难实现。所以这一阶段便开始探索以机制或模式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像特色小镇、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等，都在积极推进模式探索来建构产业发展的平台。2002年至2012年文化产业创意园区从48个增长至1457个，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事业基础服务设施保障，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规模与结构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改善，人们对多元化、个性化、均等化文化服务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有力保障。

由此，中国文化产业的调整发展开始走向成熟阶段，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策法规、管理机构还是体制机制，都完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次的战略实践部署。而在具体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也开始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轨、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

（六）文化产业数态化勃然兴起

文化产业的数态化阶段。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数字技术外溢范围及效应开始逐步扩大，这便文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在这里我们有三组数据或者是历史发展案例，可以说明其发展的迅速与态势：首先，在互联网刚刚启幕的时代，由于缺乏盈利模式及收费通道，各大门户生存处境非常卑微。当年有一个笑话：运营商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就能撑饱各大门户网站的肚子。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各大平台的发展使得几大运营商到了靠蹭它们流量才能生存的地步。其次，在广告行业领域，之前广电系统的电视台广告规模是互联网企业无法企及的，但现今，光字节跳动一家企业的广告规模就顶过整个广电系统电视台所有的广告规模。2021年，字节跳动广告收入为2800亿人民币，超全国电视台广告收入的总和。最后，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开始大幅跃迁，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亿元。通过上述三个示例的数据可以发现，数字化已不仅仅来到了人们的眼前，而且深入融合到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人类本身也成为了数字化进程中的一个部分，其影响逐渐波及文化产业领域。

由于文化资源的特质，文化数字化发展已经推动了数字文化经济的快速崛起。数字化技术带来新基础设施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场景的建构，因此文化市场数态化也随之产生。文化产业的数态化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1.文化产业数态化数字化形态

文化产业数态化数字化形态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文化数态化数字化实现了文化数据的要素化，数据要素化的支撑技术使以节点化、去中心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块链技术，而它的底层逻辑是数字化。文化数字经济利益区块链技术将文物、艺术品等数据要素化，并且产生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市场价值，越来越多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大众所了解和熟悉。这也是文化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将文化资源形成节点，形成多向传播而非单向传播，同时利用数字化的底层逻辑颠覆行业的边界和规则，成为文化产业数态化数字化形态的一块重要拼图。

2.文化产业数态化数智化形态

随着文化产业数态化数字化形态不断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将重心转移至将数据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文化资产，并且在以元宇宙为底座技术的数智经济新形态的创新发展中不断深化。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数据的智能化。数智与数据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由数据形成的信息，进化成为知识，最终成为智慧。而数智化这一信息链路径是层层叠进的，最重要的就是在数据爆炸中找到有用的关键信息并实现精准的应用，使数据更加“智能”化，并为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需求进行服务。而这一应用场景，建构全新的数智化场境，这就要求技术与数据进行深度融合的背后，是以数智化趋势为底层发展逻辑运维，最终形成数智化场境为核心的产业运行状态。数智化的底层逻辑意味着在场景中投射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两个场境，数字孪生的概念被推到台前，进阶的数字原生、模拟现实的虚拟世界、创新的虚拟世界与虚实结合的超越世界共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发展的逻辑主线：概念形态、商业形态、产业形态、产业生态、产业数态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脉络或者是主线。

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共识性框架及经验教训

从现代意义文化市场的兴起至文化产业的数态化，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探索，我国文化产业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性框架，并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总结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教训。

（一）共识性框架

经济与文化交互发展至今，经过传统形态的实践，思想理论的解构到目前新时期新形态的发展演变，已形成自成系统的有机共识性发展框架。具体而言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宗旨：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

提升文化资源价值发现能力与水平，实现其价值发现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与管理的根本宗旨。文化及其资源价值是一个动态的状态，不同历史阶段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方式、方法存在差异。不同历史阶段，影响文化资源的因素与机制也尽相迥异，其价值需要在精神消费过程中最终实现。这也就意味着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与形成具有过程性、阶段性、多样化与复杂性，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是一个过程。总体而言，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与价值管理要围绕体验这一核心。首先是要基于“平台+生态”的场景，实现文化及其资源价值发现，另外对发现的价值实施有效的价值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价值发现本身需要系统而又严格的价值管理；二是实施价值管理本身也是发现与挖掘文化资源的重要方面与手段，如缺少这一过程，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与实现就会存在“盲点”。所以，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仅仅是其本身规模的拓展与壮大，而是利用产业及市场机制的方式、方法与手段，进一步推动文化资源价值的发现能力并实现其价值。

2.文化产业所依赖的发展资源是新资源，业态是新业态，需要新的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从要素投入、成本到资源控制效率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必须要改变的极限状态。积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因为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已经造成我国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生产产品的大量剩余，到了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并且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这种状况无非有两个方面要进行转型：一个是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另一个是必须要寻找新的发展领域和新的发展资源。就发展资源来说，文化资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资源。基于这种新的发展资源，需要建构相应新的发展方式。

3.文化产业是一个系统体系，要在文化建设这一战略格局中去探索

文化产业发展不是文化建设的全部，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放在文化建设这一大的战略格局中去考量。概括地讲，文化的建设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方面是文化精神的培育，培育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第二个方面是发展文化事业，这是文化社会化、大众化的重要保证。我们要让后代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要教育后代，且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权益。如果文化只是小众的上流社会的玩物，那么，所谓的文化就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了。第三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关键是文化资源的资产化、产权化、产业化。如果没有产业，文化发展就得不到很好的支撑与保证。第四方面是文化治理，文化既有精神层面的存在，又有物质层面的存在；既是事业又是产业，对其进行监管与治理是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应有之义。第五方面是优化文化环境，没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就无法实现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4.一条主线：文化资源资产化、金融化与证券化（大众化）

文化金融化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过程，中国文化金融化主要经历以下几种形态：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形态、文化商品形态、文化资产化形态、文化资本化形态以及文化证劵化形态（大众化形态）等。每种形态的进化与发展都标志着市场发育的特定态势与基本水准。最初的文化消费品，大多采用硬广告宣传、教育等灌输方式进行传播，导致文化产品流通消费囿限于少数群体当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品建立在文化价值之上的市场价值与经济价值受到广泛关注，为获取文化价值就必须通过交换让渡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传统文化市场结构因此得以改变，以投资、获利、收藏、增值为主的人群则成为文化市场的主流群体，文化商品化进程由此开启。由于文化市场继续发展、文化价值发现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将注意力更多转移到精神需求领域，加之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让文化产品在资产增值与保值方面的优势作用得以凸显，导致文化资源资产化趋势得以深化。为适应国家大力发展资本金融市场，解决文化资产评估与定价问题，积累文化财富，就需要有一个综合服务平台服务文化资本市场的建构，即积极推进文化资源资产化、金融化的发展进程。文化证劵化是将文化以证券资产的方式进行投资，将其纳入理财产品的范畴，文化资产的流动性增强，使得更多市场主体可以加入其中，从而有利于推动其大众化的程度。

从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可见，文化产业的产生是市场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并呈现出一条由资源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劵化（大众化）的主线，并且围绕这一主线建构打造文化新机制与新优势。

5.文化产业发展的三条战略路径

围绕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这一宗旨，文化产业摸索出资产化、金融化与证券化（大众化）这一发展逻辑主线，基于这一逻辑主线，文化产业发展有以下三条战略路径：一是三个融合，即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文化产业与消费融合;二是基于资本和要素市场的产业链建构。要素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资本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其运营是影响文化产业运作与发展的基本运动员之一，没有一个科学和健全的文化产业资本和要素运营体系，就很难有效地建立起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因此，建立和健全科学的文化产业资本和要素市场的产业链体系，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三是建构文化资源活化的综合服务平台。文化资源要素化是一个过程。文化在于在实际的现实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要素。文化资源发展要素化需要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文化资源确权、定价，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资源的资产化。

6 .实现资源共生与国家战略举措和市场机制、互联网机制相融合

在文化产业的共识性框架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需完成两个融合：一是资源的共生融合。文化产业的发展是要价值上的多元共存、情感上的融汇和谐、资源上的融合发现、产业上的协同发展、利益上的共生共享、安全上的共同命运。作为一种具备高关联度的产业，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该积极实现文化资源与其他资源的融合发展。二是国家战略举措与市场机制、互联网机制相融合。当前文化资源的活化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用人类先进的现代经济手段与工具去推动这项工作。文化活化最终的体现就是：文化及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产业链机制、互联网机制，变送出去为沿着产业链整合出去、卖出去、请出去，融合成为对方或者世界文化及其资源的组成部分。

7.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目标、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标

决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是需求的变化而带来的拉动力。在新时期，消费形态拉动最关键的变化是新消费的出现。随着人均GDP增长，消费结构快速转型，消费形态持续变化，消费新格局不断建构。在此基础上，消费已经摆脱短缺经济时代依靠大规模生产来满足规模化消费需求的样式。文化艺术消费等精神消费迅速崛起，受文化自身特性影响，文化消费具有多样化、多层次与多目标的天然特征。另外，科技融合发展深化，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使得消费走向离散化、个性化、时尚化与快餐化的发展态势。消费需求形式的变化引起审美文化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为讲求个人的主观感受、个性体验与获取服务的便捷性。这决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一个基本目标，即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目标、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标。

8.完成一个转型：数字化转型

当前数字化正在深刻改变文化产业的历来形态，数字文化经济是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对文化生产制度结构产生影响，构成新的关键投入，引发文化创新模式与生产模式变革，文化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加速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技术范式、经济范式乃至社会文化范式的综合。在技术经济范式作用下，新的基础设施得以建构，使传统文化产业的资产形态、管理形态、消费形态与治理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基于新基础设施基础上建构的综合服务平台让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开发、传播和价值发现等方面发生转变，在此基础上建构数字化服务场景，以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多样态的文化市场需求。另外，数字化进一步深化对文化产业业态、生态的影响。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化消费场景的建构倒逼业态层面也相继出现一些新的趋势，通过平台建构全新的价值链与产业链导致新生态的生发。所以完成数字化转型一是要围绕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场景建构；二是要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三是要基于数字综合服务平台为基础的要素交易模式创新；四是要基于数字综合服务平台为基础的资产管理模式创新；五是要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创新。

（二）经验教训

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当前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处于相对稚嫩的状态，由于对产业发展规律把握不足，造使文化产业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滋生出一些问题，走了一些弯路，不过这为日后我国文化产业的继续发展总结了经验，提供了教训，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认知问题，没有认真研究文化新经济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发展至今也不过几十年历程，由于发展时长短暂导致当前对文化新经济的相关认知与研究仍处于一个相对模糊与稚嫩的状态。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部分文化学者仍然秉持传统文艺自律观念，忽视当前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潮流现实，在认知中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思维观念影响，对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将文化产业笼统地等同于一般物质性产业。文化经济由于文化资源自身独有特性并是以满足受众精神需求为旨归，这导致其与其他经济形态在价值发现与价值管理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异，而当前很大一部分研究还是从纯经济视角出发，简单套用一般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研究结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符。

2. 缺乏顶层设计，或者说顶层设计往往被利益团体所左右

文化经济作为一种特种经济形态，在生发与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要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以此为立足点，从文化经济本体的角度出发对文化经济活动或组织进行顶层设计。而当前在实际中，文化经济缺乏自身相对科学独立的顶层设计，或顶层设计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导致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偏离自身发展轨道，或过分追求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

3. 没有把文化产业发展当成现代产业来对待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其发展程度是地区软实力的直接衡量标准，同时文化产业作为一种高关联度产业也与前沿科技进行紧密融合发展，尤其是数字文化经济当前的规模已达到不容忽视的地步，这都昭示着文化产业应当属于现代产业的范畴。然而，在现实中，有许多文化产业主体尤其是非遗相关产业，仍沿用传统小农思维观念，对文化产业进行经营，使得很多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发展潮流脱节严重，没有现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活化”的社会“大合唱”。

4. 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治理体系没有建立。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发育滞后

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仍将重心仅仅放在文化产品市场本身，而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治理体系，这导致当前文化产业在实际运作中乱象频出，其行业秩序混乱。另外，文化的资本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导致文化企业的融资效率低、文化市场资源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文化的资源化与资产化程度低、文化产权不明晰、文化资本无法被现代金融体系所接受等一系列问题。

5. 数字文化产业等新业态发展有待进一步突破与强化

当前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业态进行与之相应的突破与强化。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基础设施推动文化产业业态重塑；二是消费升级与新消费催生新精神文化，倒逼业态需要适应这一趋势；三是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对文化产业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

6. 基于平台+生态的文化新经济新形态得不到重视

基于文化资产的文化新经济生态是一个全新生态，它不仅仅区别于传统文化经济的产业形式、产业形态，更是通过建构新的产业形式、产业形态，不断生发和建构新的生态。所以新生态是保证推动、孵化文化新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然而当前基于平台+生态的文化新经济新形态得不到重视，从而导致基于新基础设施的综合服务平台功能不完善，共建、共享、共治无法落地，文化新经济新形态的治理平台得不到保证。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热点

文化产业发展至今已取得令人惊异的成果，获得中央与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产业界与学术界也愈意将研究探索的对象进一步聚焦在这一领域，并从各个视角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展开观察研究与探索，且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仔细审视我国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轨迹，从产业当前实际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出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前沿热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数字文化产业化及文化产业数字化

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文化产业化的结果，其发展本身是一个系统，有自己独立的系统体系，这个系统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数字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文化跨界融合、数字文化及其产业治理。其中，数字文化产业化与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数字文化产业化

所谓数字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储存、创作、生产、传播、交易、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数字文化产业通过“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使其在供给侧发力，将文化资源贯穿于全体部门行业。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文化产业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围绕符号创作者的创意生产实现去中心化的设计、生产、销售、流通、服务，使得文化创新驱动模式从规模效应转向为范围效应。数字文化产业不仅关注资源禀赋，更强调数字技术与符号创意作为产业链的核心要素，即关注复合式创新实现底层技术的融合，底层技术的融合推动技术应用的扩散，技术应用的扩散推动技术继承的创新。[13]

2.文化产业数字化

文化产业数字化，即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结合现有文化资源，开发以数字媒介为依托的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重在强调将文化内容从“非数字化”形态转化为“数字化”形态。相较于数字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数字化既要利用好数字技术实现自身的价值赋能，使产业发展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完成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又不能因之而偏离甚至背离产业发展的本体性规律，尤其是对文化资源本体造成破坏，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丧失产业辨识度与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二）文化资源化、资源系统化、系统资源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化）

我国文化产业的前沿热点之二是文化资源化、资源系统化、系统资源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化），即文化金融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主线。文化资源活化战略格局中，资本推动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过分地重视资本市场作用这一主线，而忽视了不同文化的资源化、系统化、资产化、金融化与证劵化（大众化）这一发展主线与核心的作用。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宗旨是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发现，而要实现这一宗旨，首先就必须将文化进行要素化，在要素化基础上再进行文化资源化与文化资源的系统化。只有在文化资源化与文化资源系统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其展开围绕价值发现的价值管理，也只有进行价值管理才有可能将文化资源价值引致最大化。随着文化市场逐渐成熟，为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对文化进行资源流转及产业开发，而进行产业开发的条件则要将系统性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投资资产（资产化），为解决文化资产的评估与定价问题，进一步调动文化艺术资源的聚合作用，积累文化财富，就需要有一个综合服务平台为文化资本市场提供支撑与服务，使得文化产品成为能够被金融体系接纳的一种金融资产（金融化）。为推动文化大众化程度，增强文化资产的流动性，这就需要在金融化基础上实现文化资产的证券化（大众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资源效应的最大化。

（三）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文化资产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的前沿热点之三是是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文化资产的形成与发展。文化资源作为一种非标性资源决定其资产形态也难以被标准化，基于此，在运营过程中，需要较为完善的体系与比较长的政策服务链条作为保障，而上述方面的实现，则需要平台对各方面进行整合。同时，由于我国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化及其产业数字化发展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而需要利用平台机制进行点的突破。这意味着文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建构文化产品综合服务平台。

数字文化资源资产化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数字文化资产是拥有数据权属的（包括挖掘权、使用权、所有权、管理权）、有价值的、可计量的、可读取的数据资产信息，是基于数字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集合性新形态资产。[14]一般来讲，数字资产可以分为四大基本类别：一是数字性资产形态，比如文化产品的生产、载体与呈现均为数字化的过程，这种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实现资产转化，就是数字文化资产形态。二是内容性资产形态，包括物理形态的内容数字化或数字化的内容资产化，它是把文化表现的内容资源化、资产化，形成内容数字化文化资产形态。三是复合性资产形态，即综合性的复合型数字化文化资产，表现在数字文化资产与实物文化资产有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购买数字文化资产即意味着拥有实物文化资产的所有权。四是数据性资产形态，即数据资源的资产化。

数字文化资产是数字化场景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受数字化场景发展催化与市场需求拉动而形成，没有数字化文化资产，数字化场景则只能沦为虚幻场景，只有数字化场景与数字资产相适配才能够演变为产业形态，才能真正建构起产业发展的生态。所以文化产品资产管理是文化数字化发展日益重要的战略业态。

（四）文化+数字场景建构

我国文化产业的前沿热点之四是“文化+数字场景建构”。分为两个基本的发展与进化阶段：数字文化场景阶段与数字文化场境阶段。

1.数字文化场景阶段

文化产品消费需要的是深度沉浸式融合体验，需要的是一种深度的体验过程。数字化场景阶段强调的是在地、在线、在场，主要解决的是体验的感官性探索。数字化场景是数字化消费、数字化市场、数字化网链、数字平台、数字治理这一系统生态的基础。数字化场景并非仅是一种简单场景，而是数字化消费、数字化市场、数字化网链、数字平台、数字治理一系列过程的产物，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是系统生态的产物。数字场景的建构与发展需要解决两个个层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要在建构数字化场景的过程中，首要解决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产品服务的数字场景化与沉浸式交互体验的数字场景化；二是在数字化场景建构过程中，如何实现以客户为中心及以信用管理为核心这两个基本点。通过解决数字化场景建构中的双层四方面问题，使数字化场景的管理能力与水平不断强化。

2.数字文化场境阶段

从场景到场境，即从场景化“在场”到“在境”，本质上是强调基于元宇宙的数智化是数字经济新形态。相较于场景，场境强调的是元宇宙场域中的在境，从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相近结构系统间的互动、理解与共鸣，是建立在沉浸式的场域中的理解、体验与互动。数字化场境与场景的主要区别是：场景基于元宇宙基座上由数字化铸造的以数字资产为核心的可沉浸体验、可消费、可流转可系统服务大的场景；而数字化场境是各类主体围绕一项或多项特定需要，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要素整合、业务系统集成、运营模式创新，提供实时、定向、互动、系统性数字化应用体验的场域。无论是数字化场境与场景，都是数字化应用的重要载体与核心。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数字化场境与场景，虽然是数字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进程，但不存在谁排斥替代谁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它们的存在是一种共生状态，都是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终端应用、成果输出和价值实现，短期内能拉动数字化投资、扩大数字化服务消费，长期内能驱动数字化创新、服务普惠和价值增长，正成为不同区域与业务单元或是系统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把握数字化场境及数字化场景的不同内涵，对于认知与攻克数字化场境及数字化场景建设的痛点，不断加深数字技术在各领域应用，开启以末端用户的微观应用带动数字技术的宏观发展规模，以应用范式、商业模式反哺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

(五)数字文化及其产业治理

我国文化产业的前沿热点之五是“数字文化及其产业治理”。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治理更多是依靠监管管制，而非靠治理机制本身的创新与建构。在文化及其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要探讨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与形式。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得以构建，一个“平台+生态”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逐渐形成，海量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发展，跨行业、跨地域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在线上被放大，新老问题交织汇聚，仅依靠政府监管难以应对。这意味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已成为文化及其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治理模式创新的新方向。

当前平台已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单元，因此对平台之上的各类文化经济问题，平台有治理责任和义务，也有治理优势。平台可以基于在线合作、分享互助的知识性协作社区推动共建、共治、共信、共享等治理基本理念的落地、治理基本体系的形成。另外在数字基础设施之上，文化产品综合服务平台已经进化成结构更为完善、体系更为完整、功能更为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在数字化平台上最为重要的是数字化场景，这也表示数字化治理的实质是对各个数字场景进行监督管理。所以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创新要在场景化上下功夫。

在治理平台搭建起来后，需要有生态保证。基于数字文化资产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是一个全新生态，它不仅仅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产业形式、产业形态，更是通过建构新的产业形式、产业形态，不断生发和建构新的生态。所以新生态是保证推动、孵化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另外，平台建构后要面临治理手段和参与路径与整合等具体参与的方式方法问题。[15]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使参与手段更加数字化、技术化、智能化，同时对参与的监督管理也更加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使治理本身具有高度的数字化、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具体技术是平台维持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为平台提供重要抓手。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已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并呈现出市场化——产业化——特色化——生态化——数态化的独特的发展进路。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文化产业发展始终以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为根本宗旨，并呈现出文化资源化、系统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化）的发展主线。当前，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文化产业与消费融合、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融合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取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还要注重实现资源共生与国家战略举措和市场机制、互联网机制相融合。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产业，文化产业需要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目标、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目标。上述构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性框架。行至目前，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成为行业领域内最为前沿与热议的话题，在文化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基于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文化资产的形成与发展、围绕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场景建构以及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创新。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推动。当前，在全球化进程面临困难之际，我们需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纵深”和“高端形态”的研究和认识；重视和发展文化产业，更需要尊重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产业的内容产业决定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内容的正能量。文化“以文化之”，是心灵的洗礼和提升。文化在实现更广泛传播的“大众化”的同时，应承担起思想启蒙、价值引导、重建共识的功能。

（本文系西沐2022年9月22日在保利文化集团业务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整合）

参考资料：

[1] 黄海林.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20.5.

[2] 白林.从二十大报告读出的文化产业发展十个关键词[EB/OL].文化产业新视界，2022-11-03.

[3] 尹章池.文化产业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 武金爽.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研究热点及趋势[J].新经济，2021（10）.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九部门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发展指导意见[EB/OL].2010,http://www.gov.cn/gzdt/2010-04/08/content_1576191.htm.

[6] 西沐.文化金融：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架构与视野[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7] 彭英柯,宋洋洋.文化科技融合理论研究——基于产业融合机制角度的分析[J].经营与管理,2013(08).

[8] 傅才武,李国东.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模式与政策路径分析[J].艺术百家,2015,31(06).

[9] 于平，李凤亮.文化科技蓝皮书——文化科 技创新发展报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0] 尹宏. 我国文化产业转型的困境、路径和对策研究——基于文化和科技融合的视角[J]. 学术论 坛 ,2014,37(02).

[11] 胡洪斌,杨传张.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政策体系构建[J].学术探索,2013(12).

[12] 李向民.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13] 刘洋，杨兰.技术融合·功能融合·市场融合：文化旅游产业链优化策略——基于“多彩贵州”的典型经验[J].企业经济，2019（8）.

[14] 西沐.数字艺术资产下艺术财富管理研究[J].中国资产评估，2021（4）.

[15] 苏培科. 让金融科技回归理性[J].中国金融，2017（18）.